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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科普有关“徽洲有哪些人物？”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徽洲有哪些人物？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徽州名人

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在社会、经济、教育、哲学、经学、医学、绘画、艺术、印刷、雕刻、戏曲、文学、饮食、科技、工艺、建筑等几乎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徽州人占尽风流，贡献卓著，文成风、学成派、商成帮、俗益雅，独领风骚千百年。1999年底，黄山市举办了一次“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名列前十位的分别是：大教育家陶行知，大思想家朱熹，文化巨子胡适，大哲学家戴震，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大画家黄宾虹，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张小泉剪刀”的发明者张小泉等，他们都是由发达的徽州教育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不仅在徽州影响很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都有重大影响。

毕 升

毕升（？—约1051），北宋著名科技家、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歙县人。毕升是徽州一位没有功名的布衣，一生喜爱钻研技术。北宋庆历年间，毕升有感于传统雕板印刷的繁杂不便，潜心研究泥活字印刷技术，他发明了在粘土坯上刻字，一字一坯，然后烧硬的泥活字，使印刷工艺得到了质的飞跃，速度大大加快，错字可以单独更换，可以重复使用活字，实现了人类印刷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毕升的业绩有专门记载。

方 腊

方腊（？—1121），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歙县人。方腊出身贫苦，以种地和箍桶为生。成年后，客居浙江淳安县（宋属睦州青溪），帮工度日。北宋末期，政局日益混乱，统治集团奢侈的生活和对外求和所耗费用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方腊有感于朝政的腐败，对不聊生的现状异常愤慨，于是利用明教的信仰形式发动劳苦大众，以武力反抗黑暗社会。1120年（宋徽州宣和二年）10月初，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后，迅速移师睦州，以帮源为义军大本营，并举行了“漆园誓师”，痛斥黑暗朝政，发布行动纲领，改元“永乐”，自号为“圣公”，正式建立了农民政权。当年12月，起义军展开强劲攻势，连克浙江建德县、安徽休宁县、歙州以及东南政治中心杭州，并以杭州作为新的指挥中心。方腊调度有方，在半年时间内将起义烽火燃到江浙皖赣四省，占领了六州52县，宋王朝一时大为惊恐，急派童贯带兵15万前往围剿。1121年春，杭州失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基地。初夏，战败被俘，同年在河南开封遇害。

朱 熹

朱熹（1130—1200），南宋大学者，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古徽州婺源人。1148年考中进士，曾任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死后谥赠大师，封徽国公。仕图多坎坷，潜心治学。研究领域很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他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官方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白鹿洞书院提示》对后代教育事业的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四书集注》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宋史》有传。

程大位

程大位（1553─1606），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今屯溪）人，自幼聪敏好学，尤喜数学。少时随父外出经商，遨游吴楚，博访闻人达士，遇有“耆通数学者，辄造访问难，孜孜不倦。”程大位在商务往来中，有感于传统筹码计数法的不便，决心编撰一部简明实用的数学书以助世人之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不惜重金购求遗书。

四十岁时，倦于外游，便弃商归故里，认真钻研古籍，撷取名家之长，历经二十年，于明万历壬辰年（1592）写就巨著《算法统宗》十七卷。其后六年，又对该书删繁就简，写成《算法纂要》四卷，成为后世民间算家最基本的读本。《算法统综》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数学难题并记载了解决方法，堪称中国16—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这两部巨著是我国古代最完善的珠算经典之作，开创了珠算计数的新纪元，明末，日本人毛利重能（1592─1596年留学中国）将其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清代前期，该书又传入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

程大位的另一发明是“丈量步车”，以竹篾制作，类似今天的皮尺，上标长度单位，相对木尺是重大革新。

程大位故居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前园渠东9号，建于明弘治年间，由主楼、祀祖楼、宾园组成，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1986年9月18日，程大位逝世380周年之际，修葺一“新”的故居被辟为纪念馆。程大位的功绩，为后世子孙所敬仰。清康熙后期，程氏族子孙在故居对门兴建了覃思堂，以资缅怀瞻仰，1990年辟为珠算资料馆。走进馆中，犹如步入琳琅满目的算盘城。金、银、玉、石、瓷、象牙、硬木等质地无所不有，式样囊括筹、珠、龟纹、八卦等数十种。最大者长1.75米，81档，是屯溪老街“同德仁药店”为配药计算方便而用的柜台算盘；为便于进行复杂的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制造出一种五层梯形算盘，“步步高”的勉励色彩暗含其中；最令人惊叹的要数最小的银戒算盘，长只13毫米，9档，珠小如粟粒，针尖拨动自如；还有诸如针线包算盘、水烟筒算盘……

戴 震

戴震（1723—1777），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字东原，休宁隆阜（今屯溪）人。戴震出身于贫寒之家，幼读私塾，以过目不忘和善思好问著称。传说有一次，老师教授《大学章句》，愈听愈觉得可疑，于是向老师发问：“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老师难以回答这个出乎意外的疑问，于是抬出朱熹这一权威，“这是朱文公说的”，意在告诉戴震不必再生疑问。不料，戴震仍发疑：“朱文公怎么知道如此呢？”老师听后，无言以答，叹曰：“此非常儿也！”

18岁时，戴震因家境困难辍学，随父前往江西南丰，以贩布为生，其间曾一度在邵武设馆讲学。20岁返乡，拜婺源名儒江永为师研究学术，并往南京族人戴瀚处学习八股时文。28岁补县学诸生。33岁避仇人而入京城，寄居徽州会馆，在艰苦环境下钻研。1762年考中举人。其后六次参加进士考试，由于思想观念与程朱理学不尽吻合，均未及第。51岁时，经《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昀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为专职纂修官。53岁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不久，因为劳累过度而患病，又被庸医误诊，不幸病逝于北京崇文门西的范氏颖园。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故乡，葬于休宁县商山乡几山头前。

戴震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宗师，他学识渊博，天文、历算、历史、地理、音韵、训诂……无不精通，当他初入京城时，在京著名学者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等人都为戴震学问的渊博而折服，“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戴震的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无疑是中国十八世纪的高峰标志。然而，一代宗师的一生却是悲剧性的，直到晚年已经誉满海内时，仍然一贫如洗，他的学生段玉裁感叹道：“先生之才，而不公卿，礼乐黼黼，以光太平。”戴震逝世后，学者王昶撰《戴东源先生墓志铭》、钱大昕撰《戴震先生传》、洪榜撰《戴东原先生行状》、门生金坛、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详细地记述了戴震一生的坎坷和学业情况。戴震是“乾嘉朴学”的领袖，治学以训诂名物入手，在精严考据的基础上阐发义理，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比如，他以《广韵》为底本，创立古韵九类二十五部学说和阳、阴、入对转达理论。他将《永乐大典》中《九章》等七种算经加以整理，撰《迎日推策记》一卷，总结了历代的数学成果。

戴震一生遵循“由声音文字求训，由训诂以寻义理”的方法，对经书和其它古代经典作了创造性的疏证，主要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礼仪考正》、《中庸补注》、《方言疏证》、《古历考》、《考工图记》、《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绪言》等50余种。戴震还主持纂修了《汾州府志》，成为后代修志人员参考的范本。后人揖有《戴氏遗书》16种59卷。《清史稿·儒林传》有传。

1924年，戴震诞辰二百周年时，在戴震故居——摇碧楼设立戴氏东源图书馆，后改成戴震纪念馆。屯溪戴震公园就也以戴震命名。

王茂荫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清代财政学家。歙县杞梓里人，后移居雄村义成。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在京历任三朝，居官30年，不携眷属随任，一直独居宣武门外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1864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返乡，1865年在家乡病逝。

王茂荫是一位非常有见解的财政专家，他曾在户部任职多年，并主管过钱法堂事务，因而对币制改革一直非常关注，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财政状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方法。1851年，王茂荫献《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被朝廷否决。1853年又两上条疏请改币制，均遭驳回。他提出的兑现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主张，反对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对保持社会稳定、遏制通货澎胀有一定的作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王茂荫的这些建议，遭到急于填充国库的咸丰皇帝的严斥，指责他“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并将他调离户部岗位。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被俄国使节写进《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附注中，记述了王茂荫提出“兑现”主张而受指斥的事。王茂荫著述有《王侍郎奏议》10卷及《皖省褒忠录》。《清史稿》有王茂荫传。

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始人。字春诚，徽州婺源人。早年家贫，后获岳父资助赴欧洲留学。1905—1909年，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己设计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了不少施工新法，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铁路工程专家，奠定中国铁路事业基础。

赛金花

赛金花（1864—1936），原名郑彩云，晚年又名曹梦兰，黟县龙江乡郑村人。赛金花出生于苏州，父亲是一位贫穷的轿夫。父亲病逝后，少年赛金花为生计所迫，被迫为娼。不久，因色艺双全而又善解人意成为苏州名妓。其后，歙县籍状元洪钧奉命出使德、俄、荷、奥四国，原配何夫人拒绝随行，洪钧于是花钱将赛金花买来做妾，充为公使夫人出行。在德国等地，赛金花学会了德、英等语言，并凭借自己的伶俐和美貌获得了德国上层人士的青睐。

洪钧离任回国后，不久即去世。状元府的遗老遗少们，不愿让这位曾经当过妓女的小妾来辱没他们显赫的门庭，便将赛金花赶出家门。赛金花辗转来到北京，重操妓业。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仓惶西逃。八国联军大肆烧杀劫掠，一个偶然机会，赛金花与旧日相识、联军统帅瓦德西接上了头，两人同居数月，并经常乘马并行于市。京城人称“赛二爷”。在赛金花的劝说下，瓦德西加强了对部队的约束，减少了妄杀乱掠的恶形，一时赛氏门前车水马龙，贵族子弟纷纷拜她为干娘，李鸿章也派儿子李经才面见赛金花，请她设法促成早日签定和约。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民间有“妓女救驾”的舆论，一些人争相访问赛金花，更有一些好事者写出了讽刺诗：“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

“庚子事变”后，清廷感到颜面大伤，于是以虐待婢女为由，将赛金花发配回原籍黟县。此后，赛金花又嫁给一位曹姓人士为妾，曹死后被族人驱逐，重返京津为鸨谋生。赛金花晚景凄惨，行同乞丐。1936年，赛金花贫病交困，死于北京居仁里，终年67岁。

目前，黄山鼎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投资修复赛金花故居。故居计划占地40余亩，除了依据原貌恢复的赛金花旧居，还有体现徽派建筑、“三雕”经典的赛氏祖居，用于展示珍贵、表演当地小调的展览厅和 徽派园林。故居的修复，将向人们展现出那段可歌可泣的人物历史和徽派园林的独特风貌。

黄宾虹

黄宾虹（1865—1955），歙县潭渡村人，我国近代杰出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名质，字朴存，别号予向、虹叟、虹庐，因家乡建有宾虹亭，中年更名宾虹。

黄宾虹出生于浙江金华（父亲在金华经商），1876年，13岁的黄宾虹回歙县应童子试，此后，在故乡陆陆续续生活了30余年。在此期间，黄宾虹曾积极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发生了一些颇富传奇色彩、耐人寻味的故事，在家乡广为传颂。他上书康有为、梁启超，坦然陈述变法主张，他与谭嗣同在贵池相会，共商变法大计。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仁人志士被杀害，宾虹大声疾呼：“鞑虏不除，国家不可为也！”后又去芜湖，参加陈独秀等人组织的“安徽公学”任教习，与同盟会骨干柏文蔚、陈去病、汪鞠友多有联系。此后还借纪念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为名，与清末翰林许承尧一起在歙县县城新安中学堂组织“黄社”，联络革命力量，训练有志青年忠心报国。1907年，为了给革命党筹集经费，宾虹将一位曾经给太平军铸过钱的李师傅带回家中，秘密铸造铜圆，眼看就要铸成时，却被人告发，只得匆匆拆毁机器，告别家人只身逃往上海。

在上海期间，黄宾虹专心从事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研究，曾与邓实等人合编画报《神州国光集》和《美术从书》，并在上海各艺术院校担任教授。1937年移居北平，从事美术和故宫的文物鉴定工作。北平沦陷后，拒绝与日伪政府合作，闭门著述，研习画艺。1948年秋，应聘担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定居于西湖栖霞岭。1949年以后，历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等职，曾被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荣誉称号。

黄宾虹是现代画坛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作为“新安画派”的后起之秀，他早年山水画受李流芳、程邃、程正揆和髡残影响较大。中年以后，艺术立场从着重师法古代大师转到重在师法自然之上，从50岁到70岁，他遍游名山胜境，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上泰山，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写生图稿。70岁以后，画风大变，作品浑厚华滋、意境深邃，卓然自成一大家，以精于墨法，善用焦墨和浓墨著称，与齐白石并称为“北齐南黄”。在美术理论上，黄宾虹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总结出了“平、留、圆、重、变”五字笔法和“浓、淡、破、泼、焦、积、宿”七字墨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除水墨丹青外，黄宾虹在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柳亚子赞他“诗才不亚于画才”。篆刻方面，是国内闻名的秦汉印玺收藏大家，多年浸润其中，出手不凡。书法、文物鉴定、美术史等领域也都建树颇高。黄宾虹一生著述和绘画作品很多，代表性的有：《黄山画家源流考》、《古画微》、《画学通论》、《虹庐谈画》、《宾虹草堂藏印》、《宾虹画语录》、《宾虹诗草》、《黄宾虹画集》等。

潭渡黄宾虹故居怀德堂建于清朝中期（1718年），现辟为 “黄宾虹纪念馆”。黄宾虹热爱祖国，他将毕生收藏的书籍1800余册，印本、拓本、碑帖270余种，古文物、古印、铜器、玉器、瓷器、砖瓦砚580余件，古今名家书画 2320 余件，自作书画5700余件，还有手稿和遗物，总计达万件之多，全部捐献给国家。他同样爱家乡，71岁高龄，还回到故乡省亲扫墓，并常在画幅下方加盖“黄山山中人”印章，永志不忘可爱的故乡。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现代著名平民教育家，原名文濬，曾用名知行，歙县黄潭源村人。15岁入学读书，先后就读于歙县崇一学堂、杭州广济医学堂、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主修市政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917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1923年，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7年，在南京郊区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并提出了“社会即教育”、“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1932年，创办了山海工学团、生活教育社和国难教育社，提倡“小先生制”主张教育深入民间，为民众服务、为抗日救国服务。1944年10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中央常委和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编《民主教育》杂志和《民主》周刊。1946年1月，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与李公仆等人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担任校长。同年7月25日，因积劳成疾逝于上海。

陶行知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提出“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的口号，并且真正做到身体力行，同贫苦学生同劳动、同甘苦。在晓庄师范的茅屋礼堂两旁有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体现了陶行知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方针。陶行知成名以后，生活依然俭朴，他曾自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对联自勉。鉴于陶行知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创造性的工作业绩，毛泽东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 联合国确定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第一位就是陶行知，苏格拉底排第二位。

为了纪念陶行知，歙县崇一学堂旧址被建成了陶行知纪念馆，成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

胡 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

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陶书。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张 曙

张曙（1909—1938），原名恩袭，歙县坑口柔岭下人。1926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后又转入南国艺术学院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先后参加南国社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等进步文艺团体，在田汉、萧友梅的指导下，进步很快。学生时代，因积极参加进步的文艺活动，曾两次被国民党当局罗织罪名，投入监狱。1933年参加“苏联之友社”，与聂耳、吕骥等共同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歌曲研究会。同年加入中国***。次年，被党组织派往长沙，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作《抗日进行曲》、《还我河山》、《保卫国土》等表现人民强烈救国热情的歌曲。1938年在武汉至桂林的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遇难。周恩来曾评价：“张曙先生之可贵在于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的两员猛将。”

张曙创作了200多首革命歌曲，也曾以优美的歌声抒发对美丽故乡的眷恋之情，如《日落西山》中唱道：“日落西山满天霞，对面来了个俏冤家，眉儿弯弯眼儿大，头上插了一朵山茶花……”无论词、曲，都洋溢着朴实无华的徽派情韵，活灵灵地勾勒出新安江两岸的美丽风

冯振的人物生平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等等，都是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形成了不可比拟的优势。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下一步，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二是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三是要注重发展优势重点学科。四是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五是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总之，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据统计，全国本科院校几乎都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文科生也占了在校学生很大比例。这些学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后备军，如果在学生阶段没有学会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没有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将来就难以担当重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经过努力，我们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过程中，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一个短板。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要给予支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等思想理论工作平台的作用，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要创新科研经费分配、资助、管理体制，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作用，把财政拨款和专项资助结合起来，把普遍性经费资助和竞争性经费资助结合起来，把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结合起来，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能激发科研活力的体制机制，统筹管理好重要人才、重要阵地、重大研究规划、重大研究项目、重大资金分配、重大评价评奖活动。要统筹国家层面研究和地方层面研究，优化科研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处理好投入和效益、数量和质量、规模和结构的关系，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既要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要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以不断提高决策和领导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5年11月，我主持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第一批高端智库已经建立并运行起来。我在那次会议上强调，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人抓起，久久为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五路大军，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要完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职称评定和人才遴选制度，建立规范的奖励体系，表彰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增强他们的荣誉感、责任感、获得感。宣传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军队院校等要共同努力，形成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良好激励机制，促进优秀人才不断成长。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领导干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哲学社会科学，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研究成果，不要觉得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自己都能讲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学问。要主动同专家学者打交道、交朋友，经常给他们出题目，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使用，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有的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有的同志比较激烈地说，现在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同志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我国广大文化工作者天地广阔。希望大家不畏艰辛、不辱使命，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冯振（1897.5.10-1983.3.13），古代文学家，教育家，诗人。原名冯汝铎，字振心，自号“自然室主人”。广西北流人。1904年至1908年于本村私塾读书。1909年入北流县立高小。1910年夏，随叔父介民往上海就学，初考上海中国公学未录取，秋，进南洋中学预科。1911年进上海中国公学。值上海光复，各校停课。1912年秋，进南洋中学。1913年，于南洋中学肄业，同年考入交通部上海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1916年因病辍学。1917年至1921年任教于广西省立梧州中学。1921年秋至1925年任北流县立中学教员，兼任校长两年。1926年2月至4月，任容县县立中学教员。1927年至1949年，任无锡国立专门学校教师，兼教务主任等职。1937年抗战爆发，无锡国专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迁至桂林、北流，1941年又迁至桂林，从1938年起，至1946年，冯振任无锡国专代理校长。1929年至1936年间，先后兼任江苏教育学院、正风文学院、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讲师。1948年兼任无锡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11月，受聘于南宁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南宁师范学院迁往桂林，与广西大学合并，仍任原职。1951年至1953年，专任广西大学文教学院语文系教授。1953年，中南区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广西大学改为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仍留院任教。1957年至1966年，任中文系主任，1980年12月30日由区教卫办任命为名誉主任。1976年5月至1979年6月底，承担国务院下达的修订《辞源》的任务，担任修订小组顾问。文化大革命初，曾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罪名受到审查和批判，1984年11月平反。其骨灰安放于南宁革命陵园。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

冯振先后师从国学大师陈衍先生、唐文治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见解独到，著作颇丰。诗学论著《诗词杂话》、《七言律髓》、《七言绝句作法举隅》等，精选唐代至清代的各家诗作进行分类比较研究，并对我国历代诗话、词话加以阐发，从理论上充实了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宝库。其先秦诸子研究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研究方法，又运用西方新学的某些科学理论对诸子学说的义理加以新的解释，以《老子通证》、《荀子讲记》、《韩非子论略及提要》及《吕氏春秋高注订补》最受学界关注。文字训诂学著作有《说文解字讲记》。善诗文，尤善七言格律，坚持自然诗学观，提倡写诗要自然真率，反对浮华雕琢，提倡创新变化，反对因袭模仿。一生创作近千首诗词，大都收在《自然室诗稿》中，风格“颇似诚斋”（朱东润语）而又“胜于诚斋”（周振甫语），享有“广西才子”之称。平生所作短文，多散见于建国前所编《覆瓿集》及建国后国内各报刊、杂志。他除精通古典文学外，还精通中医，于文、史、哲、经、教乃至农、林、工、数，皆有所学，上追孔孟老庄，下达宋明理学。且熟习英文，曾以英文论文考取留学美国（后因经济问题未能成行）。在梧州中学任教时，曾以英文原版的几何、代数为课本，向学生讲授。

冯振长期于高校任教中国古典文学、历代散文韵文选、文字学等课程，坚持教育事业，注重培养后学。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后，曾率领无锡国专师生南下桂林，后两次迁往家乡北流，自筹经费，继续办学。解放后，亲自登台讲学，强调因材施教、知能并重，探讨了一种用现代教育管理方法培养国学研究人才的有效途径，为后来现代教育模式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以师徒方式培养青年教师，并与彭泽陶先生等一些老教授共同开设多门专题课，亲自讲授的课程就有《训诂学》、《老子通论》、《荀子》、《庄子》、《文心雕龙》、《唐诗律》等。当代学者周振甫、马茂元、冯其庸等为其高足弟子。生前曾将个人藏书线装古籍495部，含1787册，平装书51部，含80册，共计1867册全部赠送学校。广西师范学院于1983年元旦庆祝冯振执教六十八年的题词为：“明德慎行老寿星，丹心一片育芳馨。太湖柳绿漓江碧，春满青山祝晚晴。”。

冯振一生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从事培育人才的教育工作，积极参加各项民主改革运动，追求进步，积极要求参加***组织。曾先后四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十年动乱，终未能如愿。

明德慎行 丹心育芳

冯振自幼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主张先人品，后学问，在人品修养上堪为一代宗师。他在自传中说：“遇人接物，一任直率，不翕翕然热，唯期淡而可久。然而公私之辨甚严。私事重情，公事则任法。”他是一位独善其身的儒者，因此与道家风范相沟通，有着坚贞执著的追求并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他融儒家的积极进取，墨家的简约朴素，道家的清新淡泊于一体。淡泊名利，涵养深沉，与人为善，以诚待人是他处世为人的准则。

说起冯振品德之高洁，不能不说说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无锡国专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为教学及研究对象的高等学校。它建立在“五四”运动后第二年，它的出现可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学的激进否定态度有关。它的创立者国学专家唐文治校长是光绪进士、清廷商务部长、上海交大校长。国际联合会教育科曾派遣唐克尔·培根考察国专后说：“这所学校是纯粹中国化的学校，中国固有文化仅赖此校一线维持。”1949年，改名中国文学院。从1927年开始，冯振在此工作了17 个年头。

抗战期间，国难当头，冯振不顾个人安危，协助唐文治校长把学校从沦陷区无锡转辗搬迁到武汉、长沙、桂林、蒙山、昭平、北流。当学校迁到桂林时，唐文治患眼病几失明了。冯振义不容辞接受委托、代理校长。他全身心投入，历尽千辛万苦，八方募捐借款，维持师生生存。1938年，国专从桂林疏散至北流，在那段期间，冯振已先后失掉三个儿女，可为解决师生的吃住问题，仍动员全家搬空房子让给学校办学。家庭庞大的藏书库也做了校图书馆。他变卖家产，毁家兴学，还多次把家里的粮食拿出给师生解决断炊之难，使学校得以正常运作。

1942年，无锡国专从北流迁回桂林，为了筹集办学经费，冯振与梁漱溟商量成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由梁漱溟出面请李济深担任董事长，黄绍竑、梁漱溟、李任仁、刘侯武、黄星垣等名流为校董。为国专筹集了一大笔经费，在桂林兴建校舍，扩大招生，办得特别红火。无锡国专在他担任代理校长期间，办成了享有盛名的国学人才培养基地。得到广西上层和地方人士的欢迎，认为“国专在广西开一代学风”。

建国初期评定职称，冯振被评为教授四级，明显与他的资历水平不相称。然他却说：“名利问题，千祈莫争。”1950年，当过无锡国专校长的冯振已是国内著名的国学研究专家，因需要，他却毫不犹豫地把时任的南宁师院中文系主任的职位交给刚从香港回来的林焕平。从校长到系主任再到教研组长，他连降三级，都毫无怨言。

治学严谨 执教醇笃

作为一个学者，冯振治学严谨，博采各家之长，治成独家见解，有难解的国学情缘；毕生爱好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治诗、治先秦诸子、治宋明理学及古文辞上，能诗善文，尤擅长七言格律诗，一生创作诗词1000多首，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他的著作颇多，诗学论著以《诗词杂话》、《七言律髓》、《七言绝句作法举偶》为代表，最受学术界的称颂和好评。他对先秦诸子研究，著作以《老子通证》、《韩非子论略及提要》、《荀子讲记》和《吕氏春秋高注订补》为代表，最受学术界关注。他的《说文解字讲记例言》既是一部独辟蹊径、见解独到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让学生开阔视野、对比归纳、独立深思、创造性学习和研究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他的学术思想及在国学研究上的成就早在三十年代就为国人所瞩目和赞许。钱钟书说他：“学者津梁，舍此安孰？”他对古籍十分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他对古代诗词记诵之博，到了使人吃惊的程度。除了精通古典文学外，还长精中医，能开处方为师生、朋友治病，文、史、哲、经、教乃至农、林、医、工、数，皆有所学，上追孔孟老庄，下达宋明理学。且熟习英文，曾以英文论文考取留学美国。在梧州中学任教时，曾以英文原版的几何、代数为课本，向学生讲授。

冯振长期在高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历代散文韵文选、文字学等课程，十分强调因材施教、知能并重，让学生学以致用，对社会多作贡献。他深谙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精义，并且探讨了一种用现代教育管理方法培养国学研究人才的有效途径，为后来现代教育模式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的学术著作都是在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修订教学讲义逐渐提炼而成，这种把古典学术与今人的现代阐释结合起来的表述方法，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是十分优秀的综合性教材。当时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师生称颂他是“明德慎行老寿星，丹心一片育芳馨”。

冯振读书、著作、执教都十分严肃、认真、对自己、对学生要求都很严格。他在《冯振小传》中写道：“平生读书，好首尾无间，一字不轻放过，或随手校勘，丹黄遍其上。”他常常教育学生，读书最忌囫囵吞枣，对所学过的辞章、义理要反复推敲、琢磨，力求理解，融会贯通，使之成为系统的知识。

他从事国学研究、教学和文学创作，很强调“知”和“能”。他认为，作为一名文学教育工作者，知是主要的，因为只有知才能像木匠一样示人以规矩，准确无误地向学生传授好知识。 他从事教育工作68年，长期研究和讲授诸子，不仅义理熟习，阐释深刻，见解独到，而且善于运用逻辑方法，立说讲解，深受学生欢迎。冯先生长期在各高校讲授文字学，对《尔雅》、《说文》及清代训诂学研究笃深。他研究《说文》，博采众家之长，融冶成自己的见解。他对诗词的研究、教学、评论和创作，成就尤为突出。他的《诗词杂话》、《七言律髓》、《七言绝句作法举隅》是长期研究的结晶，不仅对自唐代到清代各家诗作了精选并分成门类进行比较研究，归纳出其特征、特点，而且也对我国历代诗话、词话作了精辟的阐发，从理论上充实了我国古典文字理论宝库。

“颇似诚斋”“胜于诚斋”

冯振对中国古典文学不但知之渊博，而且能诗善文，尤擅长作七言格律诗。他一生创作的近千首诗词，大都收集在《自然室诗稿》里。

同为北流人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安徽大学校长陈柱尊曾说冯振的诗“本得于乾坤之狷气”，“能以学问涵养勉至于中”。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朱东润、中国古典诗词、文论专家周振甫则都认为冯振诗风格“颇似诚斋”而又“胜于诚斋”。

“诚斋”是南宋杰出爱国诗人杨万里的号。朱东润、周振甫如此评价冯振的诗一点也不过分。他的自然室诗自然率真，平易近人，活泼新鲜，毫无矫揉造作与雕镂刻削。他认为：“无病呻吟等噪蝉，情真才有好诗篇。英雄慷慨红颜怨，一样伤心为盛年。”(《自题诗集》)

冯振的诗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蕴藏着希望、进取和追求。他的艺术风格超群卓尔，做诗填词，从不学一人，从不宗一派，上起《诗经》，下及晚清，无所不学，兼容并蓄，自成一体。 “转益多师是汝师，杜陵心法不吾欺。中兼汉魏包唐宋，上溯洪荒下近兹。”（《自题诗集》）他在《题吕方子诗存》中说：年来我论诗，避直取曲邃。景是眼前景，字是寻常字。及其写之出，迥异常人意。深入如螺丝，层层发其秘。却又非艰深，故以文浅易。所以人读之，每有味外味。

感愤伤时 爱国忧民

冯振的时事感怀诗，感时忧国，抒写怀抱，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写于1916年的《读岳武穆文文山诗有感》云：“慷慨思将卫霍俦，无情逝水怅难留。男儿不向江边老，壮志应先天下忧。胡虏只今污净土，河山何日返神州。遗诗读罢还长叹，感愤伤时涕泪流。”那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最黑暗的时期。诗人读岳飞、文天祥的诗，联想到祖国遭外族凌辱的惨痛现实，感叹卫青和霍去病那样的爱国名将如流水而逝，抒发了自己热爱祖国的壮志情怀。

在冯振早年的诗歌创作中，就涌动着一股强烈的忧国报国之情。在《感愤》五首中，诗人描写道：“四海困穷狼入室，陆沈凄惨旧神州”、“蓟北烽火连海岱，江南杀气暗潇湘”，揭露了旧中国内乱外患的现实，大声呼吁“四海兄弟应急难，莫教深负脊令诗”，最后诗人说道：“伤时语苦千篇少，救国心雄一剑知。”报国之心，天地可感。

1932沪淞会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侵略，诗人又作《感愤》：“孤军御寇两旬余，日日欣闻报捷书。谁料天生杀贼手，依然窗下注虫鱼。”为自己未能血战沙场亲手杀敌而遗憾。由于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诗人悲愤而作《哀闸北次张豫泉先生韵》，揭露日寇侵华野心，歌颂十九路军将士的爱国精神，痛斥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诗人还写了不少诗作控诉日寇暴行，同情民众苦难，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在《避寇蒙山闻容县陷敌焚烧极惨我军与之激战》中诗人希望中国军队“快驱残寇靖乡闾”。在《桂林柳州相继失守悲愤填膺感而赋此》中诗人悲愤写道：“十万灾黎抛掷尽，宜山西望泪难收。”

冯振还有一些诗在描写山水风物中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原野何寥阔，春归泪眼中。众山遥带雨。一水远浮空。民已三年战，今成四海穷。干戈悲未息，临眺气如虹。”（《野望》）“芦苇萧萧野水愁，采菱人去剩空舟。孤村已是惊鸡狗，胜地偏教列剑矛。万顷湖光添杀气，八方烽火扰群鸥。伤心欲向虞姬石，何以当年楚汉秋。”（《万顷堂》二首）简直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杜甫《登楼》）一类爱国诗篇异曲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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