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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关“武则天最有名的故事”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武则天最有名的故事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武则天最有名的故事如下：

据《唐诗纪事》记载：天授二年（691年）腊月，即武则天称帝的第二年，有些大臣意图谋反，便诈称百花盛开，请武则天驾临上苑（神都苑）赏花。武则天开始时应允，很快便察觉出异图，遂将计就计，写出催花诗一首（参见《腊日宣诏幸上苑》）。

写完后，武则天将此作为诏书，派遣使者前往上苑宣诏，以告知花神。至凌晨，名贵花种果真遍布上苑，群臣惊诧万分（但《唐诗纪事》认为此事不足凭信，且认为武则天的诗文大多由元万顷等代笔）。

民间传奇《控鹤监秘记》将此事与牡丹联系起来，加以改编，于是衍生出“武则天怒贬牡丹”一说：武则天在一个雪日饮酒作诗，乘酒兴写下诏书：“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命，一夜之间齐开绽放，唯有牡丹抗旨不开。

武则天勃然大怒，遂将牡丹贬至洛阳。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这更激怒了武则天，使她下令烧死牡丹。牡丹枝干虽被烧焦，但到第二年春，牡丹反而开的更盛。因为这种洛阳牡丹在烈火中骨焦心刚，矢志不移，人们赞它为“焦骨牡丹”。

武则天纪念馆

武则天纪念馆位于山西省文水县南徐村，西傍吕梁山，东靠文峪河，北距省城太原70公里处。在国道东侧的“则天故里石牌坊”，是武则天纪念馆的标志性建筑。

该馆坐北朝南，占地2.6万平方米。武则天庙位于馆内正北处。1996年12月，武则天纪念馆（“则天庙”）被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导读 ：唐初定都长安。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以住洛阳为主，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称制后，于光宅元年（684年）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

梁冠华主演的《神探狄仁杰》中《蛇灵》一段，其中关于河神献碑一事，确实是神来之笔。剧中袁天罡利用日全食洛河水涨潮之机，想谋杀掉武则天和满朝文武大臣，以达到夺取天下的目的。为此袁天罡利用河神献碑天降祥瑞来劝诱武则天迁都洛阳，观此剧的观众，大都相信这一说法。

武则天真的是信了袁天罡的诱骗才迁都洛阳的吗？如果不是，武则天迁都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武则天迁都洛阳，原因是多方面的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武则天以僧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天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欲定都洛阳。

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1]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1]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适宜作国都。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5]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第二是地理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洛阳的地理形势也适宜作国都。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故洛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 *** 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第三是经济上的原因

再次，就经济原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繁荣。孝明帝时期（516—528年）洛阳已经成为整个北部中国的心脏。隋炀帝时期长安只存京师之名，洛阳已成为实际上的都城。

反之，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重要性日益不如关东地区。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故从西周到唐代，长安屡为建都之地。然而自东汉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的粮食到关中。

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面临着不少问题：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已非秦汉时期可比。关中在遭受几次惨重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以后，水土严重流失，黄土沙化，泾、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1/4（P.178）。二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即所谓地狭人稠，耕植不博。高宗武则天时期正处于唐朝人口剧增的时期。据统计，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约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数约615万，口数约3714万。66年间，唐朝户、口数分别超过贞观时期的一倍和三倍。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石岂，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石岂，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亦非易事。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 *** 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褚朗凿三门峡为梁，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道，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

另外，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况更突出了洛阳的优势。当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仅剩关中之地，也顷遭荒馑，人被荐饥。惟有洛阳，g、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同时，太原蓄巨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定都洛阳，既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又能节省漕运所需的财政开支，不可不谓明智之举。

综上所述，武则天迁都洛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做出的明智选择，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享乐的私欲。武则天迁都洛阳有积极意义，它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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