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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科普有关“太宗自省的文言文翻译”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太宗自省的文言文翻译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一、译文：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纠正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百姓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直爽劝告，必然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怎么敢再说话！”

二、原文：（选自唐代吴兢《贞观政要》）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扩展资料

一、作者简介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朝著名史学家，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耿直敢于犯颜直谏，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家收藏图书甚富，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 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乂。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二、人物简介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唐朝第二位皇帝（626~649年在位），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嫡次子，母为太穆皇后窦氏。

生于武功别馆（今陕西武功县），少年从军，擅长骑射，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首倡晋阳起兵，封为敦煌郡公，善于用兵。进入长安后，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封为秦国公。唐朝建立后，官至天策上将、司徒，封为秦王。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立下赫赫战功。设立文学馆，笼络人才。

武德九年（626年7月2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二人所有儿子，册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退位后，正式即位，年号贞观。

在位初期，听取群臣意见，虚心纳谏。对内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实现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让各民族融洽相处，北方各族共同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7月10日），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葬于昭陵。爱好文学与书法，有诗作与墨宝传世。

贞观政要 翻译

卷三·论择官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精减官员人数。所以《尚书》说：‘只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时《尚书》还说：‘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诗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子说：‘官员不处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孔子还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入史册，数不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音乐、杂艺等一技之长，超过一般人的，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之人。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诉讼，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这样的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夜里总想着民间的事情，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就是担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抚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躺下都可看看，他们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我住在深宫之中，看不到也听不到远处，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长官实在是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和动乱，特别需要选择得力的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封德彝回答说：“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里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而著称。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言语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实在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打算依照两汉时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这件事就停止了。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过，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不能轻率任用。我现在办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了正直的人，干好事的都得到劝勉;错用了坏人，不干好事的就争相钻营求利。奖赏和功绩相当，没有功劳的就会自动退避;惩罚和罪恶相称，坏人就有所戒惧。由此可知赏罚绝不可以轻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魏徵对答说：“知人善任这件事，从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在考核劳绩、决定贬降还是升迁时，要察看他的善恶。如今想找人才，必须仔细察访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然后才可任用。假如此人不会办事，只是才力不够，还没有什么大害处。错用了坏人，假使他能力强会办事，那为害就太多了。但在乱世只求有才能，可以不管品行。太平时候，必须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人才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选好刺史和县令。县令那么多，不可能都是贤才，如果每个州都能有一个好的刺史，那么整个州就可以安定繁荣了。如果全州的刺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百姓就不用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是精心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打算提拔为将军或宰相的，一定先让他们做一段时间的地方官进行考察，有的从郡州官员升为宰相、司徒或太尉。朝廷千万不要只注意皇帝身边大臣的选拔，而忽视州县两级主要官员的选拔。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恐怕与此有关。”于是太宗对侍臣说：“刺史由我亲自挑选，县令就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左、右丞的人选应当特别精心挑选，上疏说：“臣知道尚书省日理万机，是施政的中枢，这里人员的选用任命，确实很不简单。所以左、右仆射和六部长官好比是天上文昌宫内的众星，左右二丞好像是锁管车辖，这些官员以及下至曹郎，也与上天的星宿相应，如果不能称职，占了位置会引起讥评。我看到近来尚书省承受诏敕后搁下来不迅速执行，文书案卷堆积不及时处理，我虽庸劣无能，也请让我讲一讲这种现象的由来。在贞观初年，没有任命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当时尚书省里公务繁杂，比今天成倍地多，左丞戴胄、右丞魏徵，都办事熟练，公平正直，事情有问题就予以指责，从不回避。陛下对他们又信任爱护，自然能整肃纲纪。各个部门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任人得当的缘故。到杜正伦继任右丞，也能够对下面严格要求。近来之所以纲纪不整，都是由于勋旧亲戚占据了位置，既无才能胜任，又凭功勋倚仗势力互相倾轧。其他官僚，也不能秉公办事，即使想有所振作，又会先因畏惧争吵毁谤而退缩。所以一般事务都由郎中定夺，遇到难事就都向上面请示;尚书也模棱两可，不能决断，有些纠察弹劾的案件应该上奏，也故意拖延，事情虽已弄得很清楚，仍然盘问下属。公文发出去没期限，回复来迟了也不指责，事情一经交办，就拖上成年累月。有的只迎合上边的旨意而不考虑是否和实情相符，有的为了避免嫌疑而不管是否在理。办案的部门只求办成就了事，不追究是非;尚书把逢迎谄媚作为奉公守法，不管对错，互相姑息，有了问题但求掩盖。而且官职应该从众人中选拔有才能的授予，没有才能就不应举荐，官是代上天办事，怎能随便叫人来做?至于亲戚元勋，只能给他们优厚的礼遇，他们有的高年老耄，有的因久病而理智不清，在当前既已做不出贡献，就应让他们休息去安度晚年。让他们长期在位阻碍进用贤能的途径，这是极不恰当的。为纠正这类弊端，应先精心挑选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都用上称职的人，自然纲纪确立，还能纠正那种奔走争官做的歪风，这岂止是解决办事拖拉啊!”奏章送了上去，不久便派刘洎做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然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必然又复归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要想使国泰民安，只有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可能一一加以考察，这样下去是永远得不到贤才的。现在我下令让人才自我推荐，你们看怎么样呢?”魏徵回答说：“了解别人的人聪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别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就更为艰难。并且愚昧无知的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时常打击比自己有才能的人。这样恐怕会助长世人攀比竞争的不良风气，我认为陛下不可这样做。”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说：

　我听说，了解臣子莫若君主，了解孩子莫若父亲。父亲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就无法使家庭和睦;君主不了解自己的臣子，就不能治理国家。而要使天下太平，皇帝无忧无患，那就要忠臣辅佐。贤臣在朝就会政绩卓越，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能名存千古，他们都有知人之明，使贤才会聚于朝廷。舜派八凯管理农耕，制定历法，让八元散布教化，使国家内外归顺，建立了赫赫功业。周公、召公辅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业，美名传扬。难道‘四岳’、‘九官’、‘五臣’、‘十乱’这样的贤臣，只能生活在前朝，而当今唯独没有吗?这只是在于国君求与不求、喜好与不喜好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像那些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大象、大宛的宝马、西夷国的獒，它们不是没有手足，就是无情之物，出产在蛮荒的地方，离这里有万里之遥，但是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的人喜好它们罢了。况且做官的人都仰慕陛下的盛德，享受君主赐予的俸禄，如果君主用道义引导他们，他们怎么会不尽职尽责呢?我认为如果导之以孝，那么就可以使他们像孝子曾参、子骞那样加以重用;如果导之以忠，就可以把他们当做龙逢和比干那样的臣子而加以提拔;导之以信，就可使他们像尾生、展禽一样;导之以廉，就可以使他们像伯夷、叔齐一样。

　然而今天的群臣，洁身自好、才能出众的人非常少有，恐怕是因为朝廷求贤之心不急切，没有鼓励劝勉他们的缘故。如果用公正忠诚去要求他们，用建功立业去激励他们，让他们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处高位则看其举荐的人，身富则看其养育的人，闲居时看其所好，学习时看其言语，穷困时看其气节，卑贱时看其德行。量才录用，发挥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短处，用“六正”去勉励他们，用“六邪”去警戒他们。那么，即使不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自己也会振奋，不用苦口婆心地劝勉，他们也会自己努力。

　因此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臣子的行为，表现为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什么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臣子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江山稳固，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错误，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地为朝廷举荐贤才，不断用古代圣贤的楷模来勉励君主，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君主高枕无忧，这样的臣，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国家混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以上就是所说的‘六正’。那么六邪是什么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趋炎附势，助长君主的逸乐，不顾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八面玲珑，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明，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掩过饰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邪道歪门迷惑君主，陷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曲直，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这就是所说的‘六邪’。如果贤臣做到六正，避免六邪，那么朝廷就会安宁，国家也会太平。生时为百姓造福，死后被人追忆思念，这就是为臣之道。”此外，《礼记》说：“秤杆一提，物体的轻重就称出来了;绳墨一拉，曲直就显示出来了;规矩一比，方圆也就清楚了。有德之人都明白事理，不能妄说他们奸诈。”可见臣子尽忠与否，其实不难辨别，如果朝廷能够对他们以礼相待，以法约束，行善的能够加以褒奖，作恶的能够处以刑罚，他们怎么会不尽力呢?

　朝廷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贬斥不贤之臣，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实呢?是因为只说不做。表面上是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这样，是与非互相矛盾，好与恶相互攻击。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受到处罚，自己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总会有罪名上身。这就是喜欢他就会使他存活，憎恨他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或者因为小小的过失而忘记巨大的功劳，因小小的缺点而忽略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奖赏无功之人，君主的刑罚不可以漏掉有罪的人。奖赏不能勉劢大家为善，惩罚不能禁止一些人作恶。既然这样，我们希望达到邪正分明，怎么去加以实现呢?如果赏赐时不忘被疏远的臣子，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做到公平仁义，实事求是，那么邪恶就会无处藏身，善恶自然泾渭分明。崇尚质实，不慕虚华，观察官员是否仁厚，不到一个月就会清清楚楚。那些不诚实的臣子，他们的大公无私只表现在言语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样的官员是不会为民着想的。如果喜欢臣子，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厌恶他们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被一己私欲驱使、亲近奸邪的臣子，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对治国也是于事无补的。

　看过奏书后，唐太宗欣然接受。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加授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留守在京城任职。有个官员从京城来，唐太宗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出任尚书之后，有什么意见呢?”那个官员回答：“只听到房玄龄说李纬喜欢留胡子，再没有其他评语。”唐太宗听后，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的翻译

教世子的说法，我却没有时间考虑这事。但最近自建立太子以来，遇到事物都要对他教诲晓谕。见他对着饭菜准备吃饭时，便问他：‘你知道饭是怎样来的？’回答说：‘不知道。’我说：‘凡是播种、收获的农事都很艰难辛苦，全靠农民努力务农，不去占用他们劳作的时间，才常有这样的饭吃。’看到他骑马，又问他：‘你知道马是怎样来的吗？’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这是能够替人代劳的东西，要使他既劳作又得到休息，不耗尽气力，这样就可以常有马骑。’看到他乘船，又问他：‘你知道船是怎样运行的吗？’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船好比君主，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载船，也能推翻船，你不久将做君主了，怎能不畏惧！’看到他在弯曲的树下休息，又问他：‘你知道弯曲的树如何能正直吗？’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这树虽然弯曲，打上墨线就可以正直成材。做君主的虽然有时做出一些荒唐的事，但是虚心接受谏诤就可以圣明，这是傅说讲的道理，可以对照自己作为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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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原文及翻译,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原文及翻译

原文：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译文：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资料：

1、语出《贞观政要》，《贞观政要》作者吴兢，主要内容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2、作者：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居史馆任职30余年，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曾认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曾从事官府藏书的整理、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开元中，诏马怀素领校图书，马怀素奏用元行冲、齐翰、吴兢、韦述等26人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开元九年（721）共同编成国家图书总目《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奏上。家收藏图书甚富，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 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乂。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与刘知己合撰）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3、原文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4、译文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那些佞邪的小人，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任用的人，都认为他是贤臣，你知道佞臣是谁吗？”那人回答说：“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的人。

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好比流水，君主自行欺诈妄为，却要臣下行为正直，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办法！”于是，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

　贞观政要·卷五·论诚信原文及翻译

　卷五·论诚信

　作者：吴兢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 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 *** 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征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译文

　作者：佚名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那些佞邪的小人，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任用的人，都认为他是贤臣，你知道佞臣是谁吗?”那人回答说：“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的人。

　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好比流水，君主自行欺诈妄为，却要臣下行为正直，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办法!”于是，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说：

　臣听说国家的基础，在于道德和礼教;国君地位的保障，在于诚实信用。有了诚信，就不会产生二心。实行德政，边远的人民也会来归顺。由此可见，德、礼、诚、信是国家的纲领，贯穿在君臣、父子关系中，一刻也不能偏废。所以孔子说：“君王以礼对待臣子，臣子以忠心侍奉君王。”还说：“一个人终有一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存立。”文子说：“说出话来能够使人相信，是因为说话之前已经取信于人，发出令来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命令之中含有诚意。”说了却不做，是言而无信，接受了命令却不执行，是没有诚意，如果是君王，就会败坏名声，如果是臣下，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即使身不由己，处境艰难，君子也不会做有失诚信的事情。

　自从陛下登基，实行王道，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国家粮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宽广。然而，我认为如今道德和仁义仍然不笃厚，为什么呢?因为朝廷对侍臣子的态度还不够诚信，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能做到善始善终。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很惊喜，到贞观八、九年间，仍然乐于接受意见。可是，从那之后，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有时即使勉强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纳谏如流了。因此，忠正的大臣，逐渐为了避免触犯您不敢直言;而那些奸邪之人，正好大肆发挥他们巧舌如簧的本领。他们诬陷与朝廷同心同德的人是滥用职权，中伤直言进谏的人是在诽谤朝政。说一个人结党营私，即使他忠诚中正也会让人觉得可疑;说一个人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不会遭受责备。所以刚强正直的人害怕玩忽职守的罪名，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诽谤朝廷的恶名。于是正直的忠臣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想法，朝中重臣也不能与之争辩是非。圣上被迷惑视听，破坏了治政的原则，妨政害德的原因就在这里吧?因此孔子说：“厌恶那些口齿伶俐毁灭国家和家庭的人。”大概说的正是如今的情形啊。

　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一致，内心不一。君子宽容别人的缺点，表扬别人的优点，危难之时绝不苟且偷生，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成就仁义的美德。小人不知羞耻，不讲仁德，不知敬畏，不守信义，只知唯利是图，诬陷别人于危险境地自己却苟安于世。如果将危险推给别人，那么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现在，朝廷治理国家，将重任委托给君子，可是如果政务有所偏差，就向小人打探情况。对待君子，尊敬却很疏远。对待小人，轻视却又亲近。亲近小人，那么小人就会口蜜腹剑;疏远君子，那么朝廷就得不到实情。所以对人诋毁赞誉的权利实际掌握在小人手中，而受到刑罚处置的总是君子，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能不慎重对待吗?诚如孙卿所说的：“让有智能的人谋划，那么愚蠢的人就会议论;让品行高洁的人实行，那么卑鄙的人就会怀疑，要想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具有中等智能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能力。可是他们非治国之才，缺乏深谋远虑，即使竭尽全力，仍然难免失败。更何况心怀奸邪私利，处处阿谀逢迎的小人呢，这些人难道不是国家的祸患吗?竖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耗尽脑力也不能看到歪斜的影子，这是很明白的事。

　如要君王尊礼，臣下尽忠，就必须内外无私，君臣之间相互信任。信任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过去，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使酒在酒器中变坏，肉在锅中腐烂，这样做对治国无害吧?”管仲说：“这样做不好，但对治国也无害。”齐桓公问：“那么什么会危害国家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有损于霸业;知道是人才而不能恰当地任用有损于霸业;任用了又不肯信任有损于霸业;信任而又让小人从中掺和有损于霸业。”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这个地方，一年都攻克不下，馈间伦说：“鼓这个地方的百姓，我是知道的。不必兴师动众、出兵打仗，我就可以攻下鼓这个地方。”穆伯不理他，左右的官员说：“不用一兵一卒，而鼓就可以得到，为什么不听馈间伦的意见呢?”穆伯说：“馈间伦的为人，奸诈不仁义。如果他夺取了鼓地，我可以不赏他吗?如果赏赐了他，不是在赏赐奸邪小人吗?如果让小人得志，那就是让晋国的人放弃仁义而宣扬奸邪。即使得到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穆伯，是战国时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们尚且能够如此的被重视信用，疏远小人，更何况陛下是德冠千古的圣明君主，怎能有损于巍巍盛德呢?

　要使君子小人判然有别，是非分明，君王必须用恩德来安抚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道义来勉励他们，用礼仪来节制他们，然后表扬善行，摒除劣迹，谨慎处罚，明白赏赐。如果这样做，小人就会无处藏身，君子就会自强不息，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就为期不远了。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刑罚不加于有罪的人，赏赐不加于有功之臣，那么危亡之期，也许保不久就要到来，永远使子孙后代享受昌盛国运、永享太平，还有什么指望呢?

　唐太宗看了奏疏，感叹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呢?”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我刚刚即位的时候，有许多人上书建议，他们有的要我独揽大权，不要重用臣下;有的要我加强兵力，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威慑臣服。只有魏徵劝我‘减少武功，提倡文治，广施道德仁义，他说只要中原安定了，远方异族自然会臣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使天下赢得了太平，边远地区异族的首领都前来朝贡，各个少数民族派人前来源源不断。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我难道不是用人有道吗?”魏徵拜谢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用心政务所致，我才疏学浅，承受圣意尚且力不从心，怎么会对您有这么大的帮助呢?”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论语》上说：‘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百姓不信任国家，便不能立国。’从前，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他能够努力推行仁政，那么谁能和他争夺天下呢?”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如果能够认真推行这五常，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殷纣王违反五常，被周武王灭掉，项羽因为无信，被汉高祖夺了天下。陛下之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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